2025年9月9日，尼泊尔加德满都，人们点燃尼泊尔政府各部委所在地辛哈杜巴
“希望我们抗议后，下一代不用再流浪街头”
2025年9月9日，星期二，一个普通的工作日。尽管一切迹象都告诉我不要去上班，但我还是去了。
前一天，在加德满都，尼泊尔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全国性抗议运动。这场运动最初由年轻人通过网络自发组织，被外界称为“Z世代抗议”。抗议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封禁，点燃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：政治信任崩塌、青年失业率高企和官僚腐败。
首场示威在加德满都和平广场附近举行，最初规模有限，也相对和平。但当警方试图驱散人群并拘捕组织者时，局势恶化，至少有19名年轻人死亡、数十人受伤。
这周结束时，已有74人遇难、超过2000人受伤。我的新闻编辑部和我最喜欢的靠窗工位化为灰烬，留给我无法释怀的问题：我们现在真的比9月8日之前更好了吗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
我任职于坎蒂普尔媒体集团，这是尼泊尔规模最大、影响力最广的民营媒体机构，被外界视为尼泊尔建立共和国以来独立新闻媒体的代表。
返回公司工作这天，领导层要求我们继续留在办公室，尽可能公正、广泛地报道，尽管有传言说当天的局势可能会很紧张。我们穿过街道——街上有三三两两的人群，有人在质疑，有人在开玩笑说：“宵禁日谁还敢出来？”
临近中午，公司通知：大楼有风险，立即撤离。我搭上同事的顺风车，沿路看到愤怒的人群冲击政府和党派办公室。靠近我家的地方，总理的私人官邸已被熊熊大火吞噬。我们在小巷和支路上绕行许久，才终于安全到家。
2025年9月10日，尼泊尔加德满都，一位市民骑车经过一处在抗议活动中被烧毁的购物中心
刚到家，我就看到新闻：我们的办公楼在燃烧。多栋媒体大楼被点燃，坎蒂普尔电视台的同事遭到袭击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整片建筑群化为焦土。而那滚滚浓烟与警笛声——不仅在加德满都谷地，更是在整个尼泊尔上空蔓延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在家远程协调报道，开始收集一些打破“简单叙事”的故事。最初的愤怒，来自年轻人对权贵子弟奢靡生活的厌恶；引线是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封禁；但深层的不满，早已积聚多年。
我21岁的表妹热情地去参加示威。她常跟我说，国家有问题，年轻一代得参与改变。她为运动写诗，带着鲜花前去抗议，她想让抗议和平而有意义。她后来回忆说：“抗议的最初一个小时还好，人群有些情绪，但总体可控。可当队伍向联邦议会前进时，一切都乱了。催泪瓦斯、枪声接连而至，我和朋友从侧路逃回家。”
她再也没回到街头参加抗议，她开始对燃烧全国的动乱感到痛心。
组织者之一普鲁肖塔姆·亚达夫说，他们没料到抗议会这样收场。“我们拿到了当地政府的书面许可，只宣传和平集会。可当人群被一些陌生而有组织的人推向议会大楼时，局面彻底失控。我们劝大家回家时，路上已经有人倒下了。”他说，社交媒体成了年轻人抗议动员的平台，政府封禁社交媒体又成了骚乱的助燃剂。
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有专家指出，破坏行为中存在有组织因素，一些政府和私人建筑的破坏看起来是被有计划针对的。有外国媒体的调查显示，破坏并非全由“愤怒群众”引发。网络情报公司Cyabra的研究发现：34%的抗议相关对话来自虚假或伪造账户，16%的活跃账号是假冒的。煽动性信息触达约3.26亿人，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使用了虚假身份。
一位21岁的示威者说：“第二天，我最先冲进议会大楼，但二十分钟后，大楼突然全面起火，简直像变魔术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抗议的并不止我们Z世代，还有其他有政治目的的人。”她依然认为抗议是必要的，但她也认为不应出现这种毁灭性的破坏。
那天遇难的很多是学生，其中不少人正准备出国留学或就业。
18岁的什里亚姆·乔拉盖当天刚上完课，还穿着校服，怀揣希望和梦想走上街头，却被一枪击中头部；
26岁的伊什瓦特·阿迪卡里硕士毕业，是一名军官的儿子，已准备去英国深造，他一直积极呼吁清廉政治；
21岁的苏巴什·博哈拉来自贫困家庭，正准备去日本留学、打工。他和哥哥合租一间小屋，父母靠体力活供养他们。“他对现有政治体制不满，他想要改变。”哥哥桑迪普说，“他知道示威有风险，但没想到警察真会向学生开枪。”
自2008年实行共和制以来，尼泊尔在17年间更换了13届政府，无一完成任期，主要政党被指形成了一个“卡特尔”式的垄断利益集团，专注于权力分配而非民生改革。
腐败问题渗透到各个层面，在2023年曝出的“假签证丑闻”（至少30名尼泊尔官员，包括2名前内阁部长、移民局高官、地方行政官，涉嫌伪造文件，帮助875名尼泊尔公民以不丹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，涉案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）时，官员被指控协助非法贩运人口。另一边，政要子女在社交媒体上炫富，而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长期徘徊在20%以上。
网约车司机凯沙夫·拉玛在救人时腿部中弹，他说：“我参与是为了更好的尼泊尔。我也准备出国打工，希望我们抗议后，下一代不用再流浪街头。”
“我们能否从这些废墟中，构建出更坚固的东西？”
我从马德什省的边缘地区来到加德满都，做了十年记者，看着尼泊尔从多党民主走向联邦共和国。尼泊尔当然不完美，但在过去二十年间，我们确实走过一段难得的上升之路。
2005年-2006年的人民运动，推翻了君主制，终结了十年内战。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常提醒我，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意义：“和平进程、联邦重组、宪法制定都不容易。其实，很多分歧完全可以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解决，摧毁既有体系只会让情况更糟。”
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也实实在在看到了变化。
住在我附近的姨妈成了社区主席，成为我们家族中首位担任民选公职的女性；朋友的堂兄来自边缘化（如过去种姓制度中的低种姓群体）社区，通过2006年后出台的政策，获得了一个政府的职位。
从2006年到2024年间，尼泊尔的识字率从54%攀升至71%。公路网络从1.7万公里扩展到超过7万公里。医疗保健覆盖率从42%增长到87%。人均收入从340美元提高到约1400美元。议会中的女性代表比例从不足6%增加到33%。
2025年9月16日，尼泊尔加德满都，在抗议活动中丧生的少年拉希克·卡蒂瓦达的母亲在向儿子作最后告别时情绪崩溃
当然，腐败仍然普遍存在，项目拖延、预算超支屡见不鲜。但说“什么都没变”，那是不公允的。
我的邻居苏拉瓦在当地经营一家杂货店，他今年40岁，用15年的时间苦心经营起了这份事业。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劳工。他在内战期间读完了书。如今，他的生意雇用了八个人。他在9月9日目睹了那些破坏景象后，难过地跟我说：“抗议活动是不可避免的——人们对政治领导层已不抱希望，我理解。但我们现在要如何重建所有那些历史遗迹？经历了这一切，我们需要背负数十亿的债务，才能恢复到9月7日的水平，而下一步该往哪里去，却没有清晰的规划。”
尽管挫折重重，存在腐败和政治僵局，但尼泊尔并不像近期被描绘的那样不堪，尼泊尔的进步也确实发生了。担任要职的女性和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数稳步增长。地方政府的服务提供有所改善。公民社会运动和媒体得以加强，其程度是我父母那一代人所无法想象的。
尼泊尔的问题是出在制度上，还是运作制度的人身上？我们是尽了足够努力去巩固这个制度，还是打算每隔十几年就推翻政府换一个新制度？
我们好像患上了一种“方向缺失综合征”。过去十年间，我们见过各类政治家、官僚，他们普遍对要做什么只有模糊的想法，对如何做则毫无头绪。我们的组织结构专注于获取权力，很少考虑掌权之后该做什么。
2005年-2006年的运动是卓有成效的，它改变了国家。但我们似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把共和国的建立视为结局。实际上，那才是工作的开始。然而，领导阶层似乎满足于政权的更迭，而缺乏在此基础上继续建设的动力。如今，我们好像又在犯同样的错，把新一代上台和老人下台当成最终的胜利。
我与数百万青年一样，期待一个更好的制度，一个有希望、有公平、有机会的国家。但这场抗议骚乱结束后，我们的现实状况真的会改善吗？是否存在一条破坏性、分裂性和损害性更小的道路？我们能否从这些废墟中，构建出更坚固的东西？
我没有答案。但我知道：民主政治不是一个终点，它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与行动，哪怕令人痛苦和不适，对话与行动也不应停止。所以，工作现在真的应该开始了：不靠奇迹或乌托邦，而是依靠艰苦、朴实的努力，去建立能运作的制度，并拒绝相信破坏就等于进步。
这是我们应当给予那七十多位逝者的承诺，也是应当给予苏巴什、什里亚姆、伊什瓦特，以及所有相信更美好明天的年轻人的承诺。这个国家的政治脆弱、令人沮丧，却依然值得为之奋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