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医30年，研究不孕症20年，生殖科医生唐荣欣决定写本书，记录“一群非要生娃的女人的故事”——“我们对流产、不孕、做试管婴儿的、为了怀孕几乎‘走火入魔’的女性的描绘太少了。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经验到底如何？我们不得而知。”
唐荣欣说，她是医生，并非患者，所知有限，但她陪伴这个群体跋涉治疗的征程，至少能开启一扇窗，增进公众对生育议题的关注。
“传统文化强调‘多子多福’，不孕族群往往沉默无声，但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。”唐荣欣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发言权，“不孕族群并不孤单。我写下这本与现代医疗技术息息相关的《种下一粒光》，希望通过描述痛苦来更好地帮助人们克服痛苦。只有当你能直面痛苦的时候，才有可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解脱和自由。”
高龄助孕女性抢收卵子的时间赛、双胞胎或多胞胎妊娠的风险、辅助生殖技术撞上宫外孕的概率、试管婴儿流程中被外人妖魔化的取卵手术、与年龄不符的卵巢功能减退、“女性盆腔内掀起沙尘暴”的子宫内膜异位……唐荣欣在《种下一粒光：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》中记录了二十多个真实的助孕故事，刻画女性在生育之路上的艰辛和坚韧，也将专业的医学科普知识融入叙事，讲述辅助生殖治疗中的不同难题和各种环节，剖析症状判断、指标解读、手术流程等诊疗细节，以及医生制定治疗方案的决策逻辑等。
“《种下一粒光》不仅是一位生殖科医生的助孕手记，还是一部充满温度的叙事医学作品，更是一部关于生命、希望与爱的记录。”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评价，“它是无数助孕故事的缩影，也是生命奇迹的见证。”
1978年，全球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·布朗（Louise Brown）在英国诞生；10年后的1988年，我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郑萌珠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。从最初的备受质疑，到全球范围内普及，辅助生殖技术借助生物学、遗传学、基因技术及生物医药的不断更新与迭代，在短短几十年间飞速发展。
唐荣欣曾有多年妇科工作经验，辅助生殖技术蓬勃发展时期，她被这一“洋气、神秘、高大上”的领域吸引，2006年前往北医三院生殖科求学，跟随中国著名生殖医学专家乔杰修读研究生。如今，别名“糖糖医生”的唐荣欣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已工作了8年，每年完成近400个取卵周期（一个“取卵周期”从女性进入试管婴儿治疗方案促排卵算起，至取卵手术结束）。
据唐荣欣介绍，从治疗前的体检到进入促排卵周期后一轮轮的阴超检查、抽血化验、药物注射、取卵手术、宫腔镜检查、胚胎移植、保胎，再到成功妊娠后的一系列产检……为了把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带到世上，女性在辅助生殖治疗过程中贡献了大量时间、精力，更不用说实实在在地贡献出自己的身体了。
而作为“配角”的丈夫，在单次取卵及胚胎移植周期中，他们必须出现的场合总共只有三个：进入取卵周期前签字、取卵当日取精、胚胎移植当日签字。“曾有男性患者对我坦言，整个助孕流程中，感觉自己就像个旁观者。这也是一部分丈夫抗拒试管婴儿助孕的原因——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在‘造娃’这件事上没有亲力亲为。”
据唐荣欣观察，有些丈夫会全程陪伴妻子进行辅助生殖的问诊治疗，但绝大多数丈夫由于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，始终缺席。有时，遇到“事不关己”的丈夫，她也会提醒“教育”：“‘造人’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事啊！”
唐荣欣指出，针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是夫妻双方需共同面对的课题，妻子因承载孕育的重任，常会吸引更多关注，但丈夫也可能是不育的症结所在——“要知道，因男性导致的生育问题在所有不孕不育的病例当中至少占到约30%。”
一旦下定决心接受助孕治疗，就像打响了一场长期抗战。面对漫长的助孕过程，不同夫妻因个体差异，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女性的忧郁和焦虑通常比较外露，男性则是尽量压抑这种情绪。“从发现不孕到开始诊治，男性有时要比女性花更长时间来消化这一事实。倘若夫妻双方没有就此充分沟通，彼此体谅，很容易引发更深层次的冲突，使得原本单纯的不孕不育问题演变成更为复杂的婚姻问题。”
如今，生育力下降和人口负增长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。唐荣欣的导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中国不孕不育发生率自2007年的12%增加到了2020年的18%。作为生殖科医生，确定患者不孕的原因是医学诊疗的必经流程，唐荣欣发现，“因为生育附带的文化和道德内涵，一旦找到不能生育的一方，寻常的医学问题便有可能转变成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博弈。这是有待改变的现状。对此，生殖医学主张：夫妻若是不孕不育，一定要一起检查，综合评估治疗方案。”
生育，对许多人来说顺理成章，却成了一些人难以抵达的彼岸。在生育这件事上，有些人似乎被命运格外苛待。“我写《种下一粒光》，想表达，生育是一种能力，但更应当是一个选项——无论早生晚生、少生多生，还是干脆不生，我都希望人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。辅助生殖技术是为了帮助不孕人群圆梦，而非鼓吹‘不生育的女人不完整，没孩子的婚姻没幸福’……我希望这不仅是关于辅助生殖的科普书，更希望它像一粒光明的种子，一个能让生命在困顿中依然闪烁光芒的希望。无论你身处顺境、逆境，请记住，这粒光，永远与你同在，伴你同行。如此，便好。”
唐荣欣正在带教学生做腹壁穿刺取卵手术
自由恋爱、包办婚姻、背景调查，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差异
南方人物周刊：这本书有个副标题，“一起面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那些难题”。说到“辅助生殖”这个概念，就是人们常说的试管婴儿吗？生殖科医生还有哪些工作？
唐荣欣：确实，辅助生殖不只是试管婴儿助孕，作为生殖科医生，我们得非常熟悉月经周期、妇科内分泌疾病和不孕不育症的发病机制以及诊疗过程。因此，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、卵巢早衰和与生育相关的疾病的检查治疗也在我们的“管辖”范围内。其中，就包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非试管婴儿治疗，也就是常说的“门诊促排卵指导同房”。当然，有些妇科医生有比较好的内分泌知识，也可治疗这块。你看那些多囊患者的B超图像，真让人感叹：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卵巢功能差的，卵泡少得可怜；多囊卵巢，卵泡多得数不过来。相比卵巢早衰患者，生殖科医生更“偏爱”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，因为助孕成功率更高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这本书第一章就提到第三代试管婴儿，你在书中强调：高龄助孕女性若采取一代试管或二代试管，即便不做三代试管，成功率还是可观的。你会如何向患者科普这几代试管技术的区别？
唐荣欣：一代试管婴儿的简称，即体外授精-胚胎移植，可以把它比喻成“自由恋爱”，你在一个卵子边上放一定比例的精子让它们自然结合，突然间，卵子的大门被撬开，那一刻，有个精子一下钻了进去，它就授精了，这是一个最lucky（幸运）的精子，而且它需要足够强壮。
如果说精子很弱，弱到它顶端脑门上的溶解酶都不足以撞开卵子这个门时，我们就要人工挑一颗看上去比较强壮的精子，把它用一根非常细的玻璃针打进去来帮助授精，这就是第二代试管，简称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。二代试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包办婚姻。所以，一代试管与二代试管的区别就在于授精方式。
至于之后的三代试管，也就是“植入前遗传学检测”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婚前做个背景调查。体外培养阶段，取胚胎上的几个细胞做基因检测，以此判断胚胎有无携带遗传性疾病，进而有选择性地做胚胎移植。检测后，正常的胚胎会被植入患者子宫，那些通过不了筛查的胚胎则被丢弃。
2022年5月11日，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，胚胎培养室研究人员正在做“精卵结合”实验
南方人物周刊：通常认知下，都觉得最新一代技术优于前几代，但你在书中对于第三代试管也提出一些反思？
唐荣欣：三代试管最初的应用是为了在胚胎植入前对相关遗传病做到早发现、早阻断，随着这一技术不断普及，尤其在欧美国家，它已成为高龄女性助孕的首推方案，但高龄女性究竟要不要做三代试管，始终存有争议。
目前全球所用的三代试管技术有个限制，通常要把胚胎养到囊胚期（受精卵发育的第5到6天）才能做检测，但有大量病案证明，优质的第2天或第3天的胚胎同样有良好的发育潜能，移植成功率也很高。相反，对于高龄女性来讲，长时间的体外培养风险更大，毕竟人工模拟的环境不及母体适合胚胎发育，有些人的胚胎在体外总培养不到囊胚期，却能在母体内发育如常。另外，囊胚培养需消耗大量卵子，对原本就耗不起的高龄助孕女性而言，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拿自己相当有限且宝贵的卵子去一遍遍地冒险。
有些患者一来问诊，张口便要做三代试管，因为觉得技术更高级。这其实是个误区。试管婴儿的技术并非智能手机，不存在一代更比一代强之说。事实上，它们的侧重点不同，针对的人群也不同，无需盲目追求“高科技”。我当然不是要否定三代试管，它确实造福了很多家庭，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些反思。三代试管取囊胚滋养层的5到8个细胞做基因检测，以此判断胚胎的遗传基因是否正常，但这几个细胞的质量显然不能代表全部。胚胎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，一个被三代试管判定为不合格的胚胎，放到合适环境里，或许能自我纠偏，最后成长为完全正常的宝宝。有时我就觉得：人类有了科技傍身后，似乎太容易骄傲了，面对生命，我们缺乏更深的敬畏。
2023年4月1日，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，一名新生的试管婴儿
多情人隐藏情感远比无情人隐藏冷酷难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在这本书第八章《荒漠生机》开篇引用了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，“多情人隐藏情感，远远要比无情人隐藏冷酷困难得多。”这是你对医患关系的某种体悟？作为医生，面对患者如何平衡自己的理智与情感？
唐荣欣：现代医学在治疗疾病的同时，重视患者的心理感受。作为生殖科医生，我觉得这点尤其重要。我们常说“人文关怀”就是对人的关怀，它与人的价值、尊严、个性等密切相关。一名合格的医生要有过硬的医疗技术，将治病救人作为一种重托，但也要重视患者的感受。根据不同患者的病史病情、经济条件、个人意愿制订最合适的治疗方案（而非最贵的治疗方案），是我所理解并推行的人文关怀。
但我个人并不喜欢影视剧里医生完全没有医疗原则的那些煽情桥段：帮忙挂号、送药等等，我们跟病人有个安全界线在那，治疗期间我不太跟病人交朋友，我觉得一旦过界，会影响我的判断和我们正确的医患关系。未来比如你生了孩子，我们的医患关系结束了，或许可以交朋友。医生对病人，有点像如何做个温柔而坚定的妈妈，其实这很难，我是爱你的，但我表达出来有时是严厉的。
南方人物周刊：你在第十二章《绿叶的情意》中重点写到不孕夫妇中的男性。你也表示，作为一名生殖科医生，因为工作特殊，常会接触到很多工作之外的信息，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家庭关系和各型各类的夫妻相处模式。说说你的一些观察？
唐荣欣：我们生殖科医生，其实是观察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，见过各种各样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结构，有些我也看不太懂。
家庭关系的话，例如前几天来了位患者，她刚43岁，其实她的生育已近尾声，但她老公才三十多岁。我看了下她的病史，她年轻时是那种易孕体质，甚至有过宫外孕，她对自己的生育有种盲目的乐观自信：我年轻时可能怀了，不能碰的，一碰我就怀了。（笑）反正她就是有种迷之自信，就觉得我可以再试试？我说你老公三十多岁，再等20年都没关系，但你耗不起，可能就只有最后这点时间了。
有些到我这的患者，看得出她非常急迫、焦虑。有位患者跟我说，因为生育这事，她婆婆跟她老公已经互相拉黑了，他们迫于家庭压力才来做试管，失败了几次，也不想要了。她爱人心疼她，不愿再让她来，但婆婆那边压力很大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有天我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下看到个留言，她说为什么急着要生孩子，其实是有人在觊觎他们的财产。因为这些高龄人群打拼了一辈子，确实积累了财富，想到以后要留给谁时就很着急，这也有代表性。有些人丁克了很久，突然就想要孩子了。每个家庭不同，每个人对生育的需求可能也不太一样。
2023年4月1日，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产科门诊，一位市民为双胞胎试管婴儿领取了新版出生医学证明
南方人物周刊：这本书最后一章《消失的群像》，描写的是那些最终放弃助孕治疗的女性，虽然这个群体的处境与这本书讲述的“生生不息”略显违和，但在今日社会中，这个群体的基数恐怕不小，你对这个群体有何想表达的吗？
唐荣欣：我最早交稿时没有这一章，但这是没法回避的一个现状：在你手里都成功了，就没有失败的吗？当然有。没有一个医生百分百助孕成功。辅助生殖技术从诞生至今，即便药物和冷冻技术不断更新，单周期成功率已从最初的15%提升到如今的50%至60%，但这成功率依旧远低于人们的期望值。辅助生殖技术仍有诸多不确定和不完美。写这段时，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些模糊的背影，她们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我不知她们后来的人生如何展开——是换了一家医院继续坚持，还是接受了做丁克一族，抑或选择了领养或其他方式？
与不理想的现实共存需要强大的内心，命运没有眷顾她们，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学习了与遗憾共存。那些失败的患者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，却共同经历了生育梦碎的遗憾。我接诊过很多中年求子家庭，有些是中年再婚夫妻，迫于各种压力选择试管婴儿助孕，但遗憾的是，婚姻可以重来，错过了最佳生育时机就错失了可能的希望。还有些让我格外心疼的患者——中年失独夫妻，我对他们充满同情，也尽力为他们提供便利，但他们也是因为年龄原因，最终不得不遗憾离场，想到他们未来要面临的无尽伤痛和晚年孤独，我有时也难以释怀。
当失败的疲惫漫上心头，当家庭期盼、社会目光及自我执念交织成无形枷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时，或许我们可以停下来对自己说：亲爱的，你已尽力了……这世间对圆满的定义本就不囿于一种形式，除了生育，仍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值得我们去追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