似是故人，仍是少年
破旧的尼桑车行驶在县道上，穿梭在浓密的橡胶林与油棕园之间。一串佛珠和一个褪色发白的哆啦A梦玩偶挂在后视镜上，在连绵的绿色中摇晃。车窗外，偶尔有马来人的高脚屋一闪而过。后排座椅上，百无聊赖的少年从口袋掏出“电子鸡”（拓麻歌子，1996年诞生的电子宠物游戏机），又放回口袋，反反复复。
在小说《人工少女》中，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作家龚万辉以童年熟悉的记忆开头，写下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故事：世界末日来临之际，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人造女儿莉莉卡穿越到过去，在12个房间里探访往事。他们见到了沉迷动漫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的少年、求子不得的夫妻，以及痴迷于捕捉宝可梦精灵的老人。漫画、动漫、游戏……娱乐方式的更迭在他的文本中依次留下印记。2025年，《人工少女》在中国出版。2026年，龚万辉计划将自己的短篇小说结集成册，用文字留住自己的记忆。
在《人工少女》的序言中，同为马华作家的黎紫书写道：“在这部长篇里，他像在玩计算机游戏，一再将逝去的故人召唤回来，让他们陪着‘我’一起等待与面对那被预言过多少次、便落空了多少次的‘末日’。”
“末日”是龚万辉关注的主题。他难以忘记世纪之交时，科幻作品中涌现出的对末日的幻想：“如果有一颗陨石掉下来的话，把这些都结束了，我们就不用这样烦恼了。我们希望把眼前的一切毁灭，重新洗牌。”
“现在回想起来，‘小叮当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接触的所谓科幻文本。”谈到《人工少女》的开头时，龚万辉向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回忆。少年时代，漫画是龚万辉绕不开的玩伴。
1976年，龚万辉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峇株巴辖的华人家庭。小镇的生活平淡无奇，儿时的龚万辉常陪母亲去理发亭，坐在烫着相似发型的阿姨之间，一面听着低声讲述的小镇八卦，一面翻阅杂志过刊。
1990年代，与生活在亚洲的许多同代人一样，他所熟悉的是日本的“小叮当”、香港的“老夫子。“那时，‘小叮当’还没有被正名为‘哆啦A梦’。”龚万辉回忆。
四十多年后，在新加坡的作家节上，龚万辉第一次见到了哆啦A梦的原画手稿。“我非常感动，”龚万辉说，“（看哆啦A梦）当然是我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，所以有机会就会把它移植到我的小说里去。”
在弟弟出生之前，龚万辉学会了独自打发漫长的时间，“开始用电视、电脑，或者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新奇玩意。”后来，动漫风靡一时。龚万辉对庵野秀明导演的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部作品差点被他归入机器人打斗动画，“继续看下去，进入了庵野秀明的陷阱里。里面讲的东西非常庞大、复杂，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。”
在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中，绫波丽是一个被人为克隆出来的女儿，龚万辉的小说《人工少女》中的人造女儿莉莉安恰与绫波丽相对应。“借由这部动画，可能有同代人比较容易进入我的时代，或我的记忆。”
“我相信，人类虚构的能力等于创造的能力。我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，包括电子宠物、电影和小说。”
《莉莉卡》 插画/龚万辉
在全球资讯开始连接的1990年代，马来西亚的华人世界处于摸索之中，“大家在想象未来时刚好有了一些彼此可能相通的经验。”龚万辉说。在相似的虚构内容面前，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是相似的。
1980年代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为全体国民提出了一个愿景：2020年，马来西亚会变成发达国家。十几岁的龚万辉算出，那时的自己将是四十多岁的大叔。
2020年真正来临时，龚万辉没有看到政客的愿景实现。他调转头：“我在写小说的时候，常常会想把时间转到青春期的少年，他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想象、对未来的想法。（尽管）这些东西到后来并没有成真，（但）它变成了‘未来’这个词，是可以任意想象和修改的。”龚万辉相信少年的开放性。
“如此执拗，接近孩子气了，便是那‘少年感’的来源。”黎紫书在《人工少女》的序言中写道。
龚万辉 图/受访者提供
城镇之间，南洋的异乡人
回到乡下看望阿嬷时，龚万辉清楚地记得她房子的模样：圈一块土地，钉几块木板，足以供人生活。他在城镇长大，关于乡下的记忆全部来自随父母长途驱车回到老家的时刻。
龚万辉的祖父自福建晋江来到马来西亚定居，经营养鸡的农场，而后开了杂货店。龚万辉的父亲继续辗转腾挪，撂下父业，背井离乡，来到他长大的小镇。“整个家族一直在迁徙，一直在离开，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落脚。”龚万辉说。到他这一代，家族的成员还在继续迁移。而今，龚万辉居住在吉隆坡。
在龚万辉有记忆之前，祖父便已离世。他翻阅过祖父的信件，在与亲戚的往来信件中，祖父一心希望回到中国。由于历史的种种波折，终其一生，祖父都未能如愿。
祖父的执着也让龚万辉的父亲对中国有放不下的执念。受父亲影响，龚万辉先后在华文小学、华文中学念书。中学毕业后，龚万辉前往台北，在台湾师范大学念美术系。对于这一决定，他的父亲十分满意，“因为是念中文的地方。”
光怪陆离的台北让龚万辉感到“若即若离”。从马来西亚的小镇来到中国的国际大都会，龚万辉时常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“在开口说话时就会露馅，有人问，为什么你有异于常人的腔调或说话方式。”龚万辉说，“这些都是所谓的身份的破绽，有时候会提醒你，你是一个异乡人，所以当时我不是不快乐，只是觉得自己跟眼前的现实有距离。”
异乡人的感受令龚万辉作出了回到马来西亚的决定。毕业后，他回到吉隆坡工作。在这里，他又一次感到陌生。马来西亚是个语言混杂的国家——在他马来西亚南部的家乡，语言以闽南语为主。来到主要讲广东话的吉隆坡后，不会说广东话的他又一次感到无所适从。
“我在吉隆坡也用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去适应。他们会觉得你是个外地人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连在餐厅里点餐都会有一些误会、一些挫败感。”异样的感受激励着龚万辉尝试新的创作，“跟眼前的一切都有距离的话，反而可以用退一步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。”
不同种族的人都在吉隆坡茨厂街讨生活 图/龚万辉
由于马来西亚混杂了来自各地的人群，福州、潮州、闽南人比比皆是，在马来西亚通行的闽南语和广东话与其他地区迥然不同。在日常使用的普通话中，马来西亚华人还会掺杂广东话、闽南语和马来语的词汇。
2025年，龚万辉受邀参加新书系列沙龙活动，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。在答读者问时，他注意到，在中国的普通话中，缝衣服的机器名为“缝纫机”，在马来西亚使用的词则是“针车”。对龚万辉而言，语言的复杂性让概念有更多元的理解方式，他期待这样的碰撞，“（马华文学）独特就是因为有这些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在一次活动中，龚万辉结识了同为小说家的龚万莹。看到二人名字相似，龚万莹好奇地问龚万辉：“你是不是万字辈？”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写在同一本族谱上，是远房堂兄妹。
“我与中国若即若离，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我觉得也很有趣。”龚万辉说。
吉隆坡老街巷里的老匠人悉心为顾客修面 图/龚万辉
定格的水彩画
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，龚万辉是一名插画家。他笔下的少年和少女面容清秀，站在草木鸟兽之前，侧身面对画面外的读者。在小说《人工少女》的插图中，他绘制出自己想象中的“人造女儿”莉莉卡：“她比较接近凌波丽的形象，是一个短发少女，不太有情感，有点静静的，她用自己的眼光在观看大家，或者在记录这个世界。”他希望抓住人在成人之前的状态。
龚万辉是一个从画面去思考的创作者。写作之前，他会想象画面的广度、细节与画面中的气味。“插画就是那一幕的情景，你可以从画面去想象，或者去延伸更多的意义。”
在他看来，小说与插画的创作有很大的区别，小说是能够容纳更多时间的地方，“它可能是一个流动的情境，可能是故事随着时间产生的状态。”黎紫书曾说：“龚万辉那些文字的质感，与他所擅长的绘画一致，都透着一种幽寂、感伤的物哀之美。”
为了随时记录，龚万辉会随身携带铅笔。这个习惯在他读美术系时就养成了。在陌生的环境中，他常常假装在写些什么，来消解内心的不安。
《换取的孩子》 插画/龚万辉
龚万辉自大学时代开始写作。台北有丰富的文化场景：他流连于台北的各大书店，阅读不同作家的译本，买票进入“二轮戏院”，用极低的价钱在电影院里流连一整天，观看已经下映的院线电影。那时，五月天还是一个小小的乐团，看他们的演出甚至不需要花钱。“当时也不知道，回头看的时候，觉得那时大家还在一个寻找方向的阶段，那个情景很是迷人。”龚万辉说。
最初，他在台湾校园流行的网络平台BBS上发布自己的作品。那时，BBS上只能发布文字，不能分享图片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全部依靠文字来完成。龚万辉回忆起他在BBS上写作：“很多是多愁善感的、不成熟的东西，但还是有人去看，去回应。”他至今仍怀念那种纯粹的写作状态：不为投稿，不为比赛，仅仅为了让文字被网络上的朋友理解。他期待与读者产生共鸣。读完《人工少女》后，泉州鸟岸书店的店长汤佑之向他分享了自己儿时玩电脑游戏的经历。面对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汤佑之，龚万辉仿佛遇到了失散多年的童年玩伴。
“我写的东西没有大时代或大场景，我常常在写个人的经验，但个人的经验同时也在回应整个时代的体验。”龚万辉说。
如今，龚万辉正在构思自己的下一部长篇小说。他把目光转回自己成长的小镇，希望用文字留住自己的记忆。他计划在这部小说中继续书写超现实的内容，“把奇思妙想带进去，让它更丰富。”
